学校里校长、老师每天都在做许多事。但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，为什么要这样地做这些事，校长们、老师们其实很少去想，大多情况下是按惯例来做，或者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来做。但其实，教育这件事跟其他事情不一样，它是直接培养人的，所以校长们、老师们做这些事情、这样地做这些事情，背后都有一些更深刻的动因。这个动因，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“教育的人性假设”：我们认为人性是怎样的，就会做怎样的事，或者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做事。

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

从逻辑上来说，是先有对人性的假设，然后才有做这些事、这样地做这些事情。只是这些假设，我们在天长日久中可能有意无意地淡漠了，或者忘记了。而教育哲学的意义，就在于透过惯常之幕，揭示出教育背后的种种人性假设。

举例来说。中国的校长、教师到了美国，发现美国教师非常乐于表扬学生，动不动就表扬，甚至到了让同是做教师的我们有点疑惑的程度。我就听到过有中国老师说：没有发现美国的孩子做得多么好，不值得这样表扬呀，是不是美国同行忽悠他们的孩子呀?中国的老师很不理解美国同行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其实理由很简单：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，小孩子都是坏蛋，但这个孩子今天坏得还不那么厉害，所以值得表扬。美国教师坚信“皮格马利翁效应”，孩子表扬多了，就会自然成为你所表扬的那样的人。这是有一种人性假设在背后支持着他们这样做的。

相对美国教师，中国教师(其实还有中国的家长)更喜欢批评学生。虽然没有到动不动就批评学生的程度，但确实更容易去找孩子的毛病。虽然最近一些年，我们也开始学西方的同行，多表扬孩子，但我也常常看到有文章在说：不要动不动就表扬，表扬多了就廉价了，就没有作用了。也许确实是这样的，但我在想的是：为什么中西方的教师在对待学生上会有这么大的不同，而且还是群体性地相区分?原因恐怕还是在我们的人性观念上：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，人本来就应该是“向善”的。但今天这个孩子“仁义礼智”不到位，不完美，现在不批评什么时候批评?用孔子的话说，“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”。我们中国人常说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，恐怕就是这个原因。

简单的表扬和批评背后，藏着深刻的人性假设。只是我们常常看不到、意识不到，抑或是不愿看到。

再举一个教学的例子。中国学校常用的教学组织形式是班级授课制，包括班级统一排课 ( 排课制 )、学生坐班 ( 坐班制 )、以升级来评价学生 ( 学年制 )。美国学校常用的教学组织形式则是选课走班制：班级不统一排课，而是由学生选课 ( 选课制 )，学生不坐班而是走班 ( 走班制 )，以学分来评价学生 ( 学分制 )。我看到过有学者写文章比较这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利弊。其实这种比较在一般意义上是得不出结论的。它的意义，是在它们背后，是与中美两国教育工作者关于人的理解有一定关系的。

班级授课制的主要特点是整齐划一，其结果是让学生“该学的都要学好”，追求的是“无短板”。选课走班制的主要特点是自主选择，其结果是让学生“发挥优势”，追求的是“有长板”。“无短板”“有长板”，其实是不同的人才观，它的意思是“人才应该无短板”或者“人才应该有长板”。显然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性理想。总之，因为教育是直接培养人的，所以学校里发生的事情，总是直接或间接与我们关于人的一些观念有关系。这正是教育哲学研究的范畴。

迄今，关于人性的观点，为大家普遍能接受的，还是人性既有善的种子，也有恶的本源。所谓善的种子，当然是指人的社会性，所谓恶的本源，则是指人的生物性。中外思想史上论者多矣，也大都有理有据，兹不赘述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个“善恶并存”的人性观，对教育意味着什么?我的思考，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表达——教育当然要抑恶，但并不企图泯灭人的生物性;教育当然要扬善，但并不可能把人培养成神。这两句话，可以分辨为四层意思。

层意思：教育不要坏人心

因为人的生物性，人天生就趋利避害。但正如古人云：君子爱财 , 取之有道 , 视之有度 , 用之有节。因为人的生物性，决定了人要“取财”，但教育要做的是：教给学生取财之道，以及“有度、有节”之规。这就是我说的“抑恶”。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没有借“人性”之名，纵容人性之恶的事情呢?20 世纪 90 年代，我曾去当时一所以高著称的学校参观，走进教室赫然看到黑板边挂着两双鞋：一双皮鞋、一双草鞋，忙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意思，才搞清楚这是学校在教育学生要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可以穿皮鞋，考不上大学就只能穿草鞋了。这是不是事实呢?可能是吧。但这是在给学生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?这是对人的一种分类，意思是：穿皮鞋的人才是成功的人、真正的人，穿草鞋的人就是失败的人，就不是真正的人。以人脚上穿的鞋的贵贱来为人分类，这无论如何都是污人之心。20 多年过去了，我没想到前几天突然看到一个短视频，是一所学校在开学生大会，有老师在台上问学生：现在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干什么?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整齐地、大声地答道：收头发、收长头发，回收旧手机，旧手机换菜刀、换剪子。这个视频背后的思想，与 20 多年前的皮鞋 - 草鞋论，如出一辙。它们只差把这一句话说出口了：穿草鞋的人、收废品的人，就不是人。这样的教育，肯定是坏人心的。教育要抑恶，应该是教育最基本的含义了吧。否则还要教育干什么?

第二层意思：教育要尊重人的天性

人的生物性里面，有趋恶的因子，所以教育要抑恶。但人的生物性里，也有无害的因素，教育对这一部分无害之生物性，则宜取相容之态度，甚至可以利用其为教育服务。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寄宿制学校，都会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孩子周末回家后，享受了爸爸妈妈的爱抚和亲近，享受了家里的美味佳肴，星期天要回校的时候都要磨蹭一阵。家长要送孩子赶校车，都要有一番“拉锯”。但我所在的学校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孩子们到了周日，高高兴兴来学校，甚至有孩子还催爸爸妈妈早一点送自己回学校。我们有什么灵丹妙药?没有，我们只是在学校食堂准备了“周末大餐”。那一天变成了孩子们的节日。我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孩子都是喜欢美食的，这是孩子的天性，我们何不利用之，吸引孩子早一点来学校?我们的口号是：想让孩子爱上学校，先让孩子爱上学校的美食。这样的想法，肯定谈不上多么高深、多么伟大，但管用。人的生物性中，有害者，即是教育要抑制的，无害者，则是教育的资源。用我的话说：孩子的天性是教育的资源，不是要改造的对象。在教育领域里，无害即是善。

第三层意思：教育要保护孩子的善意

人性中有善的种子。所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“重新发现了人”以后，人们感叹不已：“人是何等伟大和美丽的生物”，原来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教育就把“扬善”作为自己最伟大的使命。分析一下英语中的“educate”是很有意思的。“educate”及“education”这两个单词都来自拉丁语，由前缀 e-(向外、出来)加词根 duc-(引导)及动词后缀 -ate 或动名词后缀 -ation 构成，字面意思就是“将学生的天资引导出来”。这里所谓的“天资”，中国人称之为“慧根”，也就是孟子所谓的“仁义礼智”，即“善”。

孩子的天性中有善的种子，我们要保护、引导、发扬光大。引导、发扬光大，大家谈得比较多了，道理也很容易懂。我以一个例子说说“保护”。有一天，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宿舍里，看见其他同学有一包打开的薯片，忍不住吃了起来，一会儿竟吃光了。同学回来看见薯片被人吃光了，当然不高兴，就报告了老师，说有人偷了他的东西。老师当然要教育吃了薯片的这个孩子，并坐实了一个“偷”字。被批评的孩子伤心地哭了，真是又羞愧、又委屈，又说不出反对的理由。粗粗地看，这位老师也没有大错，但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是不是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：孩子呀，别人的薯片，你“不问自取”，不合适、不恰当，没有“界线”呀。想吃一两片，要跟同学打个招呼呀，那毕竟是别人的东西。今后要注意。对另一位同学呢，也要把话说回来：同班同学，吃了你几片薯片，没有跟你打招呼，是不对的，但也说不上“偷”。这样，让同学给你买一包薯片，你们大家一起吃。这事就“小事化了”了。为什么要这样来“小事化了”呢?理由很简单：教育要限度地保护孩子的善意。三年级的孩子“不问自取”了同班同学的薯片，并无“恶意”，但背负上一个“偷”字，这就是“恶魔上身”，本来存在于孩子身上的“善意”，很可能就暗暗地蚀消于无形矣。

第四层意思：教育不要试图消泯孩子的童真

教育当然有“社会化”的功用，即按照社会的要求和标准来规范孩子，使之符合社会要求，所谓“教化”是也。但“教化”的教育观，潜藏着一个可能走向歧途的命题：孩子的当下是不完善的、需要改造的，简而言之，“还不是一个标准的人”。这样的教育观否定了孩子当下的人性价值，把孩子当下的“童言童行童心”当做要改造的对象，不是好的教育。前两年，网络上有一个“五杠少年”成了网红。在小学、初中，少先大队长肩上都佩有三道杠。但这位少年不一样，他不仅是学校的少先大队长，也是市里的少先大队总队长，所以他的肩上佩五道杠肩章，人称“五杠少年”。这本来也是好事，孩子要求进步、能力强，是值得鼓励的。但是家长也好，学校的老师、校长也好，都有意无意在突出一点：这个孩子，凡是小孩子喜欢的，他一样也不喜欢，他喜欢的都是大人在做的事，甚至还不是一般大人在做的事，而是绝对高层的人才做的事：开会、看新闻联播、爱为人题字，总之，强调他“与一般 14 岁的同龄人不一样”。

整整 100 年以前，周作人在当时的北平孔校讲演时发表了他对儿童的发现：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，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，拿“圣经贤传”尽量地灌下去，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，说小孩懂得甚么，不去理他。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众有点不同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，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。所谓儿童的发现，就是发现“儿童是儿童”，儿童也有独立的人生价值和意义。“五杠少年”所暗含的“与 14 岁同龄人不一样”的教育追求，就是“把儿童不当儿童”而当成“缩小的成人”。

记住：教育要扬善，但不要试图把孩子培养成神。儿童的生活本身就是他的人性价值之所在。100 年前的周作人明白了的道理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还让它在我们的盲区继续存在下去。

(本文原载于《上海教育》杂志2021年1月B刊，版权所有，更多内容，请参见杂志)

李海林教授 简介

李海林 美国Towson大学教育管理硕士，现任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，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，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。曾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，上海市洋泾中学校长，上海市洋泾教育集团理事长，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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